以下是一名从事反家暴工作的社工的口述。

我做社工是误打误撞。以前我做生意，后来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，就想尝试做个案，并不想当社工。在当前的中国，社工的专业性不强，收入不高，男性从业者比较少。就算是公益机构的社工也习惯否认自己的身份，害怕社会上鄙视的眼光。

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台湾反家暴专家的培训，课堂上播放了一段音频，内容是一个美国小女孩拨911报警，讲述妈妈的男朋友打她、她的妹妹和她的妈妈。那个过程，让我听得很揪心。台湾和香港在反家暴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社工经验，例如对目睹家暴儿童的心理创伤治疗、帮助受害人成长、对施害人矫正救治、恢复亲子关系等。那一刻，我产生一个念头——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

2017年2月，我加入了XX市家庭暴力防护中心。XX中心有10多个员工，总部有3个人，其余的人在本地不同区域的服务点办公。我对中心的全部个案实施督导。所谓的督导，就是社工中的社工。

现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基本已经实现社区社工全覆盖，但是，社区社工很少深度介入家庭暴力个案，一般是以各级妇联的工作人员、婚调员或者律师为主。一些公益机构的社工做项目比较多，例如去学校、社区做预防家庭暴力，防范校园暴力的的讲座，这些服务相对更容易获得资助。资助个案服务的项目很少，但是，我喜欢做个案，我想帮助具体的人。

小时候，我家乡的村庄路边曾有个被遗弃的女婴，她只有几个月大，脚有残疾。我记得好多人去看，我爷爷也去喂她稀饭。但后来女婴还是活活饿死了。那个小生命，让我的心很受折磨。全村的活人，却让一个婴儿活活饿死了，太罪孽了。现在，我有机会救助未成年人，感觉像给那个女婴还债。

因为家暴具有隐蔽性，未成年人受暴是更难以为外人所知。有的男性伙伴在妇女反家暴领域深耕多年，后来投身了未成年人保护的领域。

做社工，容易到处管闲事。就算在大街上走着，看到有家长打孩子，我都会上去干预。有一次，一个父亲在儿童医院的路边对孩子扇耳光。那种动作，盛气凌人，像在展示父亲的威严。我大声叫停，那个男人很凶地说，“你走开，我知道怎么教育我的孩子”。这类父母太多了，所以需要有情怀的关键人物来带动公众和社会的进步。但是也不要太高看自己，现实太多困难，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些正确事情。社工，只是一个标签，背后是服务大众的使命。

2017年5月，我的朋友在某个公园散步，常常看到一个男童和他的姥姥。某一天，一个男子殴打那名男童，用皮带抽，然后抱起孩子，把孩子的头往墙上撞。很多人围观，虽然有人说“打得太狠了”，但是没有人报警。

过了几天我朋友才告诉我这件事情。我着急了，“你们怎么不早点和我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?”

接下来的周末，我让朋友陪着我去公园，找到了那个姥姥和孩子。老人说，孩子才9岁，母亲已经离婚，在当地酒吧工作，打孩子的男人是母亲的男朋友，无正当职业。孩子的母亲说，要么把孩子卖掉，要么把孩子带回老家，扔在前夫家门口。老人虽然心疼外孙，可是自身难保，无力抚养。在老家，她长期被丈夫家暴。好几次逃跑到救助站，最后又被遣送回家。这次又逃出来，躲在女儿的出租屋，帮忙看孩子。老人的丈夫放言，绝对不许把孩子带回家里养。

孩子的母亲幼时是目睹家暴的儿童，长大后，也成了一名家暴施害人。老人说，2017年3月，孩子母亲用脚踹孩子，致使他撞到桌角，头破血流;平时还用手机充电线勒住孩子的脖子，把他吊起来，孩子几乎不能呼吸。

在现场，我看到了孩子的头部、脖子和臀部都有伤痕，就拍了照。孩子姥姥讲述家暴的细节也拍了视频。掌握了初步证据，我们委托公益律师报警。派出所出警了，但是说“找不到地址”，无功而返。我亲自去出租屋确认了地址，再次去找派出所。

走到门口时，我犹豫了。为什么犹豫呢?因为我只是一名社工，做多少才合法、合理、合格?我已经报过警，算是尽了强制报告的义务了。那个时候是周末，天黑了，是晚饭的时间了。我在心里给自己找借口。后来，我给北京反家暴的专家冯媛老师发了一个微信，问还要不要报警。发完之后，我就笑了。是否报警，要不要担当，存乎一心。我问冯媛老师，幻想着她会回复“你很辛苦了，不要跟进了。按照法律规定，你做得足够了”。我明白，这只不过是我在转嫁责任而已。

没等她的回复，我直接进去派出所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作为社工，已经断奶了。很多时候，警察就说一句话，“这个事情就这么处理了。”有时候，某些领导也会说，“这个事情不要管了”，社工还敢争取事主的权益吗?要愿意去做，有能力去做，敢于做，满足了这三个条件，才能体现专业性。

在派出所，我给警察看了那个姥姥的视频，证明家暴的真实性。但是警察不愿意再次出警。

根据机构的工作流程，我写了案件说明，反馈给基层的妇联，建议多个政府部门联动干预。我预估分析，这是一个典型的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个案，孩子遭受严重的家暴，甚至有生命危险，极有可能被遗弃或者卖掉。有必要根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立即报警。

到了周一，警察没来。我和妇联的工作人员、社区的社工等人一起去了男童的出租屋。作为公益组织的干事，我要依托居委会的力量，社区的社工负责联系事主，而我对个案进行督导。

孩子的母亲很年轻，才30岁出头，她打电话让男朋友回来。这位母亲说，怀疑孩子有多动症，孩子在学校里经常打同学，换了几个学校都被开除了，自己是气不过才动手打。她还说不想养这个孩子了。那个男朋友否认在公园打过孩子，并且威胁孩子的母亲说，如果孩子的多动症治不好，就要跟她分手。

我救助过的好几例个案，都把受暴儿童当多动症患者。医生的诊断里对孩子受家暴的历史只字不提。我觉得这样是不科学的，家暴会改变孩子的心理和行为，这未必是多动症的症状。

在现场，我们做了普法，进行说服教育，强调打孩子是违法的。离开后，我们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，由社区的社工定期家访，确保家暴行为不再发生。

后来，社工回访，孩子的母亲已经搬离，失联了。

那是我督导的第一个儿童遭受家暴的个案。偶尔，我也会想起，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?我问过社区的社工，她没回复，直接把我的微信删掉了。

在结案报告上，我们对事主用了“失联”这样的字眼，实际上是我没有坚持寻找那个孩子。每当想起他，我都很自责，同时也感到很无助。社工的角色只能是穿针引线，作为个案管理员，通过倡导寻找资源，激活案子相关部门，例如学校、民政、警察、检察院和法院。我们自身没有权力。

我认为不能实现有效救助那个男孩，是因为没有确定的个案管理员。一个高素质的、专业的个案管理员是反家暴行动的主心骨;警方参与是必要的，社工的训诫力度不够。

《反家暴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救助管理机构、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，应当及时报警。这就是强制报告义务。如果没有履行，法律只是说，造成严重后果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具体如何处分，法律没说。很多强制报告义务主体，发现了之后，并不报警，怕惹事，怕担当责任。前段时间，山东一个女孩被父亲活活打死。可是，我没看到新闻说对强制报告义务主体有问责。我打电话给山东省政府的有关部门，说对这个事情很关注，如果能启动问责机制，会让公众更加重视保护儿童权利。接电话的人只说了一句，“谢谢你的反馈”。然后，没有下文了。

反家暴法规定了“家暴告诫书”，可是如果警察不愿意出警，就不能奢谈“家暴告诫书”。

前几天，一个受家暴的孩子鼓起勇气报警。警察吼着说，“你想让我怎么办?让我24小时保护你吗?让我把你爸爸妈妈抓起来吗?”她被吓坏了，给我打电话说，连她最信赖的警察都那样骂她。她真的绝望了。

去年，有个孩子打电话来求助，说要杀死爸爸。我了解情况后，得知孩子的父母已经离婚，父亲对孩子长期实施家暴。我建议孩子的母亲去报警，然后争取孩子的监护权。那个母亲鼓起很大勇气，才走进了派出所。警察说，“就你们这些女人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，拿孩子来做手段”。她被骂了一顿，觉得非常委屈，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。

在目前的社会文化里，家暴受害者不仅得不到支持，反而被指责。在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时，那个母亲根据律师的建议，为孩子先申请安全保护令。法官说，“你怎么能这么做?”很多司法人员错误地认为，作为女人应该忍辱负重，维护家庭的和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社工需要给案主一些心理的支持和现实的建议。

前年，我遇到一个个案。一个幼儿园老师发现班上某个3岁的女孩子下体有伤。检查之后，发现是性侵，于是报警。女孩说是爸爸干的，警察把爸爸抓了，可是他不承认。于是警察只好把人放了。家里人去学校领孩子，幼儿园的老师有正义感，坚决不让孩子回去。在中国，撤销监护权的诉讼很艰难，也鲜有成功的案例。当时，妇联和警察都在场，就让孩子自己决定，是否跟家人回去。孩子说不回去，妇联就给她找了临时安置的地点。

那一刻，在我心里定格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哪里?让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保护自己，这是所有司法，所有成年人的耻辱。在反家暴成熟的国家，成年人要做正确的事情。所有义务责任，都清晰地列出来。孩子遇到危险，就算没有明确的证据，周围的人和机构都有强制报告的义务，警察有权把孩子带离危险的家庭，家外安置，社工还需要做社会背景调查评估，有必要的时候，多部门会商是否撤销监护权。目前，我们缺乏对未成年人家暴负责的部门，人人有责，现实中变成人人无责，凝聚不起来，不能为受害人提供保障。

2006年9月11日，甘肃兰州，来自甘肃定西市通渭县平襄镇的青年妇女，因自己结婚多年不孕，居然对其表姐托付给让她代管的2岁女孩，进行长达两多月的虐待和殴打。图文无关，图片来自视觉中国

在工作中，我逐渐地了解社工的伦理和价值观，也越来越认可这些。

两年前，我接到一个求助电话。求助人是一个在外地的女性，她长期受丈夫家暴并囚禁。某一天，她一丝不挂地逃出来，躲到了闺蜜的家里。她在网上寻找反家暴的机构，四处打电话。我接到她的电话后，觉得情况比较棘手，就打电话给冯媛老师求助。冯媛是著名的反家暴活动家，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之一。

女事主求助当天的凌晨，家暴施害者就找到了她，堵在了电梯里。那个时候我和冯媛老师已经找到当地的律师和社工，组建了微信群，进行跨区域的联合行动。经历了很多惊险，那个家暴受害者最后离婚了。但是，仍然被丈夫利用孩子进行威胁，逼她回去。有时候她会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，回复过去，没有声音。我们需要在法律上援助，在精神上给她赋能。

冯媛老师对那次救助进行了总指挥。她常常说自己是杂家，在我眼里，她是一名很专业的社工。在她身上，我看到一个有情怀的公益人是怎么去帮助受困的妇女儿童，同时能圆融地利用各种资源。

我曾经见过一个受家暴的女性，她的眼睛被打得肿得像桃子一样，浑身无力。作为普通女工，她一个人挣钱供两个女儿上学，丈夫常年在家不工作，还对她打骂。有一天她逃到妇联，不敢回家。听她的叙述，家里很危险。我和妇联的工作人员一起陪着她回去。开门后，我见到一个很瘦小的男人。他见到我们就缩成一团。在体力上，他很弱小。但是在受害人眼里，那就是一座山，永远无法翻越。社工的工作强调“案主自觉”，对受害者赋能，唤醒自强的意识。如果她的力量被唤起，觉得有能力保护自己了，我们的工作就到位了。

有人对我说，“在反家暴的事业中，太少男社工了。你能留下，很稀有”。在性别平等的事业里，缺了男性参与，有可能实现男女平等吗?如果男性只是旁观，女性再提倡，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平等。男性的优势和视角很重要，能帮助家暴受害人换一个角度审视异性，即天下也有尊重女性的男性，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暴力的。

但是，也并不是所有案主都信任社工。

曾经有个大学女教师被家暴，夫妻吵架，丈夫掐着她的脖子，还用刀砍，2岁的女儿目睹了整个过程。女教师报警了，施害人被刑事拘留。

那个时候，我作为社工试图介入。我和同事通过社区的联系在医院找到了受害人。她不清楚我能做什么，病房的两个警察担心有舆论的压力，非常警惕地问，“你们哪里来的?谁让你来的?”我跟受害人解释，我们可以为她做法律援助，心理疏导，孩子的应激创伤治疗等。她还是不清楚，我们社工是干什么的。我反复澄清，能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而且不收费。但她认为社工干不了什么事情，我们也很难介入更多。

有些个案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最后发现还是在原点。曾经在某个无助的深夜，我发了个私密的朋友圈，只有我自己看得见。我写：“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，找不到地方，更想哭，只想哭”。

我也做过对男性施暴者的矫正教育，这个领域是反家暴行动中非常欠缺的。

2017年，一个施暴者把女朋友掐得翻白眼，差点没活过来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改了，给我打了电话。有时候，男的施暴者会认为，男人能理解男人。我通常不会对这样的期望直接给予回应，而是尽量做一些常识性的工作。两个月的课程后，他给我发信息反馈说，能对情绪做出良好的控制。事实上，效果很难说。也许下次，在相同的情景，他仍然会用暴力。

我现在反省，在反家暴的模式中，过多使用柔性的策略和普法说教未必有效。

曾经有一个受害人强烈希望社工和施暴者接触，提供矫治教育。施暴者曾经一手提着煤气罐，一手拿着打火机，要烧死老婆，他还拿过刀。我和他约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见面。我和同伴提前到了，坐在靠门的位置，心里预设，万一有危险，就夺门而逃。我们的前面还摆了很宽的桌子，防止他有攻击行为。我还带了自制的辣椒水，现场还有保安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把奖杯等硬的东西收起来了，怕成为他的凶器。窗户也关上了，防止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跳楼。

那个施暴者认为，一切都是老婆的错，要用非常残忍的手段，让她知道怎么做人。我尽量表示诚恳，表示对他的人是接纳的，对他的家暴行为是不接受的。慢慢地，他的精神松弛了，双方有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。他非常健谈，后来说了一句，“老婆还打过我一耳光”。我觉得机会来了，就说“打得好”!他呆住了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过。我启发他，让他体验到被打的震惊和羞辱，他是否想过别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?是否有过反思?

但是，对施害者的矫治并非一两次反思就能改变。扭转认知，改变价值观，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警察干预是第一步的，也是最有威慑力的。心理咨询师对行为矫治，那是后话。

2018年，一位警察带着一名11岁的女孩芳芳来到反家暴防护中心寻求支持。女孩1岁时，父母就离异，抚养权归父亲。父亲在城市打工，祖父母在老家照料孩子。9岁的时候，父亲把她接到城里上学，共同生活。父亲常常因为学习的问题殴打她，声称“我是为她好，将来她会感激我的”。2018年8月3日，因为背诵课文的事情，父亲用铁尺抽打孩子的手臂、腿部，导致她身上和脸上有多处红肿和划破。民警发现，身上还有很多新旧伤痕。芳芳说，是父亲用衣架或者铁棍殴打留下的痕迹。

芳芳逃出家门，到了派出所报案，希望“离家出走打工，不想在留在父亲身边”。由于是民警主动发起对家暴受害人的救助，妇联随后的工作比较顺畅。妇联安排了一名社工当个案管理员，全面负责申请各种政府资源，而我当专业的督导。我当时想触摸一下救助儿童受家暴的“行业天花板”——实现孩子的家外安置。在警方的支持下，成功地把孩子安置在她的姑妈家里，警方明确告知她的父亲，7天内不允许接触孩子，不得没收孩子的手机，不能突然搬家，应接受妇联和公安的监督。另外，警方还出具了家暴告诫书。

警方责令芳芳的父亲接受强制矫治课程，我给他上了两次小组课。在课堂上，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回忆起自身的成长经历，说起母亲言语和肢体上给她留下的伤害。那个父亲似乎也明白了爱不能成为暴力的借口。他曾经捂着脸说，希望以后自己可以成为女儿温暖的港湾。

芳芳得到救助，得益于高素质的个案管理员，以及碰巧遇上一个有责任感的民警。不过，案件还没结，担任个案管理员的妇联社工就辞职了。行业流动率太高，发展前景不明朗，薪酬偏低，难以留住人才，是目前社工行业的隐痛。

我做反家暴两年多，算是菜鸟，却常常被当成专家去讲课。这只能说明，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太少了，是瘸子里挑将军。我的在职研究生导师曾对我说，你还年轻，干什么公益，别提听他们忽悠了。要养家糊口。我也很担心，生活在经济社会里终归有压力。做反家暴的事情，最初是为了意义感，做久了，就是责任感。但是，对于我妻子来说很不公平，我对家庭的责任不到位。这是让我痛苦的地方。

作为民间公益组织，我们的资金全部靠自筹。在反家暴法出台以前，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和公众对反家暴工作的认知程度有限，仅有少量的政府部门和基金会资助项目，曾经有过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的时候。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，有了政策支持，政府对于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投入不断增加，社会大众对于家庭暴力的讨论也越来越多，我们得到了更多机会去发声、倡导、制定服务标准、培养更多同行者等等，我们也承接了更多项目。现在我们能够为一线的反家暴社工争取行业中更合理的薪酬待遇，但是社工整体仍然面临薪酬偏低、发展前景不明朗、工作压力大、认同度低等问题。在本地，大部分在一线工作的社工税前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，种种困境，使社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，我们培养过的同事一段时间后可能就离开行业了，只好不断从头培养。

我对名利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。名利是为了服务，而不是服务为了名利，名利也不是不能要。我的伙伴曾说，她坚守了6年，终于等来了我——一个愿意一起坚守的男性反家暴社工。我把这些当成是勉励。

我一直在提醒自己，要做好一个人，而不是人物。